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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加入WTO与外资银行的法律规制
作者:李妍 发布时间:2002-08-01
WTO与金融--三军之困


中国加入WTO与外资银行的法律规制

□张建伟 李 妍


一、引 言

中国入世后,有关企业“改嫁”外资银行,成为金融市场的争议焦点。南京爱立信公司为转移风险,曾向交通银行提出办理“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转让”。由于国内的保险公司无法对银行买断的应收账款进行保险(按照国际惯例应有保险公司和银行共同分担此业务的权利和风险)。在中资银行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,爱立信公司转投有此业务的外资银行。交通银行对此的解释是银行与保险公司既无此业务的准入,也无此合作。而南京爱立信转投的花旗银行则不受此限制。
中国的银行业对入世的第一反应是“狼来了”,于是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厉兵秣马,积极应对,一方面剥离不良资产,并筹备上市,以求“脱胎换骨”;一方面对国外知名商业银行出让部分股权,以求“与狼共舞”之时,借外力改善内部治理的“顽疾”。由上例我们看到,我国长期以来的“内外有别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资银行的手脚。入世面临最大考验的不仅是作为金融市场主体的各金融机构,外资银行带来的冲击也不仅仅表现为我国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流失,更有对政府监管水平和效率的挑战,乃至影响到我国银行体系的重新构建。
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虽然是各垄断行业中起步最早的,但时至今日也未能摆脱困境--金融体系甚至已被多数人认为是整个经济体中最薄弱的一环。无论是商业银行的转型、股份制银行的兴起,以及各种民间信用的泛滥,乃至债转股,都未能彻底摆脱不良资产陈陈相因的格局。资本供应得到了改善,金融监管水平却没有大幅度提高。各种纰漏与缺失日渐明显,尤其是金融风险控制方面能力较低,正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一大隐患。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丑闻爆出不久,民生银行内部管理与控制问题也成为焦点。中国法律对银行违规事件的处罚,法律依据既不充分,处罚的威慑力也远远不够,导致“道德风险”问题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发生。中国在金融监管与风险控制方面,无论是机构设置、人员队伍、专业水准、制度建设、信息披露、预警机制方面,都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,监管的有效性不高。由此,才出现银行资产在甩掉上万亿不良资产后,短短三年又“辞旧迎新”,呆坏账比率仍然高居不下。
入世后,中、外资银行业务限制等方面趋于公平,外资银行进入壁垒消除,必将引起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,其业务量和业务范围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“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”, 银行业市场的对外开放将会使我国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难度增加,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金融市场化和金融监管是一对矛盾,任何监管方式只能适应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。面对金融自由化、国际化的发展趋势,只有迅速调整国内的金融结构、提高其应对能力、同时完善监管手段,才能把握融入国际标准的最佳时机。否则由于监管失误,不仅将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,甚至还会引发国民经济的衰退。日本的教训尤为深刻。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监管框架的挑战,比较我国银行监管与国际准则的差距,进而从相关法规的改进和健全方面提出一些探索性的建议。

二、外资银行对我国监管框架的挑战

1. 对现有法律框架的挑战
外资银行的准入,不仅要求在待遇上与国内金融机构一视同仁,而且包括管理法规的统一。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制定的《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》中明确指出,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是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。完善的公共金融
  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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